艾苓：他们全力以赴，才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| 正午访谈
贫困生不只一种颜色，他们的生活是五彩斑斓的，无论是远方还是在眼前。
采写丨李晓红
“你不是贫困生吗？怎么还穿着李宁的衣服？”一位学生把自己经历的责问告诉艾苓。艾苓感觉自己的心脏被重击了一下。她也记得另一个女生的故事：正在跟男朋友吃饭的她，内心却在自我拷问：“学费都欠着，你有什么资格谈恋爱？”
艾苓任教于黑龙江绥化学院，这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来自贫困家庭。教写作课的艾苓发现，很少有媒体和出版物，长期并细致地关注过寒门学子的成长、就业和精神世界：他们来自怎样的家庭？困难的生活条件、贫困生标签会留下哪些心理烙印？经济条件是否会限制他们的职业发展？
艾苓是绥化学院1987届历史系毕业生，毕业18年后，于2005年回到母校任教，此时的绥化学院已经从专科升为本科。从2017年开始，艾苓在社交平台上发布《贫困生调查说明》，让学生亲口讲述自己的命运轨迹。
“这可能会冒犯到他们，或者再度揭开伤疤。”没想到学生们的响应特别热烈，即使多年前已经毕业的学生也参与进来，前后多达200多人。最终她的受访对象覆盖了从2000年到2020年一共21届毕业生。这个人群具有一定的样本意义：从2000年开始，中国高校全面取消分配，并大规模扩招。艾苓从200多人中选了56个孩子，追踪了他们从出生到上学，从毕业求职到结婚买房等人生关键阶段的经历，试图梳理出贫困和社会压力如何影响他们的职业选择和生活态度，当然，还有他们那看似平凡实则惊心动魄的努力。
这些故事最后集结成《我教过的苦孩子》，该书于近日出版。在与正午的访谈中，艾苓认为，虽然经济条件是影响学生就业选择的重要因素，但专业差异对眼界也有显著影响。一个学生和网络接触得越密，眼界就越开阔，他（她）往外走的勇气也更大。
下面是访谈实录：
标签带来的伤害
正午：在此书的采访和写作中，让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？
艾苓：第一个触动我的是，竟然不止一个学生讲过自己的饥饿史。我原来觉着，饥饿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事情，除了那一代人，怎么还会有人挨饿？
有一个学生讲了她小时候的故事。她父母和她爷爷奶奶分家后，除了分到的小房子，家里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。父母不得不把唯一值钱的粮食卖了，再添置基本生活物品。当锅碗瓢盆勉强凑齐时，家里已经没米开锅了。姥姥心疼他们，每到午饭时就会在路口喊他们一家去吃饭，父母让她带着弟弟妹妹去吃，但他们自己不管多饿也不回去吃。
第二是教育资源的落后。我常说，有些学霸全力以赴考上了清华北大；但我们的学生，全力以赴考上的却是绥化学院。除了黑龙江，绥化学院的学生大多来自中西部县城或农村，这些地方的教育资源比较贫瘠。在我的书里，有一个学生因为家长年纪大、体弱多病，他读到初三就辍学了。高中知识是自学完成的，25岁时终于考上了大学，也就是绥化学院。
此外，我发现贫困生和非贫困生之间存在一道巨大的鸿沟。有个学生曾经和我说：我的世界，他们怎么懂呢？刚入学有个寝室文化节，就是宿舍评比。同学们提出将宿舍装饰一下。有人提议买块地毯，这个学生不同意；有人提议铺地板革，他也不同意；有人提议，那总得买个鞋架吧，他不得不同意。再不同意，宿舍就没法待了。这种窘迫，谁会懂呢？在贫困生评定时，他说，他不能讲家里住什么样的小黑屋、曾经挨饿的经历，也不能讲自己的过时手机还是爷爷借钱给他买的。这种状况似乎与同龄人的生活相隔甚远。
我们对贫困生群体太缺少了解。贫穷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穷到什么程度？我们是不知道的。我们对于贫穷的无知，与对物质富足的想象一样深厚。
正午：即便都是贫困生，有哪些让人振奋的故事吗？
艾苓：我写过一个学生的故事，叫“好疼好疼的高考”。
这孩子本来成绩挺好，但高考时出了意外。高考第一天中午，她骑自行车赶考，在狭窄的路上避让车辆时翻到了沟里。尽管赶上了考试，但胳膊和腿的伤痛，伴随着失意的高考一直影响着她。从绥化学院毕业后，她连续3年考研均以失败告终。所有重要的考试，她屡战屡败。直到有个特岗教师的考试机会，她没花钱报培训班，仅靠自己复习，笔试和面试都排到了第三。（特岗教师一般在较偏远的农村地区，考上这个岗位后，需要在乡镇的中学或小学至少服务三年。）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愿以偿的考试。种种经历之后，平静，前所未有的平静。这场迟到数年的胜利也鼓舞着她。现在她正在准备2022年底的研究生考试。
在我的学生里，有一对95后情侣北漂的故事也很有意思。从物质层面看，他们的生活可能是不堪的。这些贫困生来到大城市，往往从住地下室开始。但在聊天时，他们的幸福溢于言表。两个北漂居然漂出来某种仪式感：通勤一个多小时后做一顿热腾腾的饭菜，两个人一起去看大大小小、不需要门票的展览……这种乐观让我惊讶和欣慰。只有强大的内心、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工作全力以赴的投入，才会在艰难的生活里找到仪式感。
这些故事让我发现，贫困生群体也是很丰富的，他们不只一种颜色，他们的生活是五彩斑斓的，无论是远方还是在眼前。
正午：贫困或者说贫困生标签，是不是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包袱？
艾苓：贫困或者贫困生标签带给他们的，是伤害。
生活的贫困，除了物质的不富足，更让他们眼界、格局和选择受限。作为标签的贫困，让他们长期处在一种自卑的状态里。有人甚至觉得自己不配谈恋爱、不配幸福、不配拥有美好的东西。
有个学生告诉我，毕业时她竟然非常开心。一般毕业生离开母校时，情绪非常复杂甚至有一些感伤。但她却说：毕业了，我就再也不是贫困生了，再也不需要以别人的眼光来约束自己。我总算能把这个标签撕掉，轻轻松松地生活。
有些贫困生之所以觉得自己不配拥有美好的事物，是因为周围人群的压力。这个女孩告诉我，有人当着她的面说，“你不是贫困生吗？怎么还穿着李宁的衣服？”。很多人试图把他人禁锢在贫困生的标签里，用一个个“应该”与“不应该”将其钉在偏见的十字架上。有人看到她的李宁衣服，却没看到这件衣服上的破洞，也不知道这件衣服她从初中一直爱惜到现在。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个破洞，难道要把破洞展示给人家看吗？
很多人强调，这些贫困生费劲地生长，才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。但在我看来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让自己和家庭从泥泞之地到过上普通人的生活，也是一种成功。
正午：为了让贫困生健康成长，社会和学校还可以做哪些事情？
艾苓：我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提一点建议。目前贫困生的经济资助做得比较好，给这些同学的命运带来了转机，但同时也要注意资助的方式方法。除了经济资助，更需心理援助。每个人都需要完成自己的心理建设，普通学生可能比较顺畅，但贫困生一般在生活中承受了太多看不见的伤，在成长中长期处于自卑甚至抑郁的情绪中，所以应该进一步关注。另外，目前的职业生涯规划往往是普及性的，我希望政府、学校和社会等主体能为贫困生提供就业和创业方面的一些专业指导。
艾苓绘制学生发展轨迹的手稿
视野越小、格局越小，就只能看见编制
正午：您曾在绥化学院读书，后来又回校任教。从您念书那一代，再到书中写的2000-2020年这些学生，有比较明显的代际变化吗？
艾苓：代际变迁非常明显，不同时期学生们的选择不一样。
我上学时，正是绥化学院的专科时代，那时候叫绥化师范专科学校。生源特别窄，学生全来自本地区，也就是绥化地区下的13个县市。我们那时读师范，没有学费和书本费，每学期还有22块伙食补助和5块钱的大米票。女孩子可以吃好，男孩子可以吃饱。到毕业的时候，各地方的用人单位甚至会到人事局、教育局抢人，不愁找不到工作。总的来说，那时候同学之间经济条件相差不大。条件好一点的是城镇孩子，比方说我；条件稍差一点的是农村孩子，比如我爱人。因为不需要交学费，我俩最明显的区别主要在零花钱上。
到了新世纪，绥化学院的生源范围开始扩展，陆续有山东、河南的学生来上学。2004年专升本以后，招生范围逐渐覆盖全国，除了西藏以及广东、福建等东南沿海省份，中西部地区均有涉及。
前十年的毕业生，贫困生在就业选择上特别谨慎，一般都会回到家乡或者离家近的地市工作。大多会在毕业之后考编、考研，找工作。而从2011年开始，我感到随着网络的普及，学生视野逐渐打开，选择更多样，走出去的人占比也更高，择业观念在不断更新。
以前大家会说，宇宙的尽头是编制，尤其对于刚刚毕业的贫困生来说，确定性尤为重要。毕业之后考研、考编，注定是未来人生的一部分。但在后面十年，我看到择业观念的多样性在生长。有的学生自主创业，有的选择去南方开辟新天地，还有人告诉我，“老师，我现在必须在北京待着学本事，但不会待太久，我的理想是自由职业者。”
正午：您接触的学生里，有没有人放弃公务员等安稳生活，坚持走一条不寻常的道路？
艾苓：有这样一个学生，但不是贫困生。本科毕业后他按父母的安排考编，但没考上。此后他说要过自己的生活，转头去了南京，现在在南京的一家企业工作。见识过广阔天地后，他发现生活有很多选择：私企有什么不好？五险一金等福利，和事业编制也没有很大差别。
走出去的同学观念更开放，访谈中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希望我传递这一声音，让我鼓励那些二本院校的贫困生往外走，长长见识，有更多的机会在等着大家。我觉着，越贫困，往往视野越狭窄，格局越小；格局越小，未来的生活选择就越少，使得他们经常只看到编制。
正午：很多贫困生一毕业，就被期望着去反哺家庭，需要变成奉献者。这会不会让他们在职业选择上更趋保守？
艾苓：家庭因素是很重要的原因，但专业差异对学生眼界也有显著的影响。我们文学院有三个专业：汉语言文学师范，以及网络与新媒体、数字出版。最活跃的是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孩子，数字出版专业的考研率较高，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孩子则相对更热衷于考编制。
网络新媒体专业的同学，与互联网、新媒体打交道比较多，见识了广阔的网络世界，也看得见更多岗位选择。这个专业的学生很少考编制，一般都跟着新媒体的市场，在省会或省会以上城市发展。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，因为和网络接触有限，看到的世界就窄，选择也很窄。
一个学生和网络接触越密，眼界越开阔，他（她）往外走的勇气也更大。经济条件的限制，肯定会左右他们的决定。同时起作用的还有他们的眼界。这和格局相关，有了眼界，才有格局。没有开阔的眼界，怎么建立自己的大格局呢？
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学生，进校时分数都差不多，但毕业时差别就很大。比如，有的同学经济条件较好，很小就有个人的手机或电脑，会比较早地接触互联网。在有些软件的应用上，往往是和老师直接讨论而非学习。但以同样的分数考进来的贫困生，因为接触科技少，互联网使用基础比较差。别人已经玩了几年微博，他们还在研究怎么注册微博。另外，接触互联网多的同学，往往专业技术能力提升得快，做出来的作品也漂亮。访谈时也有贫困生说，让他自卑的并不是经济上的贫困，而是自己在专业学习上因陌生而产生的愚钝。
“互相打开，彼此照亮”
正午：您在《我教过的苦孩子》之前写过一本书《咱们学生》，两本书有什么不同？
艾苓：从形式来看，《咱们学生》的叙述主体是我自己，作为课堂外的教学笔记，可以将其理解为散文意义上的写作。而《我教过的苦孩子》的叙述主体是学生，我对贫困生做持续追踪，是一个非虚构意义上的写作。《咱们学生》写得特别快，因为平时跟学生交往较多，我把课堂上下交流的故事写到日记里，写作过程比较简单。而基于贫困生调查，追踪贫困生故事就不那么容易了。从2017年年初开始准备，到最终成书，经过了近5年的时间，可以说这是一本用脚走出来的书。
正午：《我教过的苦孩子》为什么采用口述史的方式展开？
艾苓：当我做完《苦孩子》的第二个采访，我就知道，我一定要让学生用自述的形式来讲自己的故事。采访遇到的一大问题是，谁愿意把当年的伤疤重新揭开呢？那种疼痛该如何描述？内心的声音如何表达？当我做完第二个访谈，我明白了，我要做的就是撤离。从他者叙述中抽身，让话语回归话语，这样才能够把他们的声音完整地传达出去。
走近学生、让学生表达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重新回顾那些不堪往事，需要巨大的勇气。上过我写作课的同学，打开比较容易，因为我们有交流的基础，我们彼此照亮过。而我没教过的学生，打开心扉会慢一点。
我做过四年半的记者，我知道很多人对接受采访比较敏感，特别是当你拿着武器的时候，比方说摄像机、录音笔。当你把这些东西拿出来，他就会心怀警惕。从某种角度上看，对于被访谈的贫困生，这些工具有点像武器，因为他（她）需要披露自己的过去。
我的采访方法是最笨的，没有摄像机也没有录音笔。一个笔记本、一支笔和一个包，就是我的全部行头。开始聊天时，我把它们都放在一边，聊到火热了，就顺手记录下一些关键词，比方人名或地名。就像一个朋友在倾听，慢慢的采访对象才会把心打开，披露一些信息。所有的笔记，我都是采访之后根据记忆再整理和复盘，等到稿子完成，再请采访对象补充和修改。
有学生说，非常感谢老师倾听，并把我的故事写下来，但我不希望它出现在你的书里，不希望大家知道我是谁。我特别理解他们的敏感和谨慎，对于我和他们的故事，我收藏到某个文件夹里，作为我们之间的秘密保存好。
正午：教写作课是不是让学生更愿意和你坦诚交流？
艾苓：在讲写作课的时候，为了能让学生打开，我会先把自己打开。15岁时我做过一件非常丢人、羞耻的事，在30岁的时候我把它写出来。我会在课后把这个作品分享给学生，告诉他们，我成长过程中也有过这样的不堪。当我坦诚相待时，学生就会有回馈。他们在提交作品时，也愿意把自己的故事讲述和分享出来。文字是什么？我觉得文字可以让陌生人彼此照亮。不是完全的照亮，但照亮过彼此。我和同学们在课堂上的坦诚相见，尽管谨慎而有限，但毕竟在这个场域下达成了一种信任。
真实的文字才有力量，这种力量来自于真实生活。你可以编故事，但是一定要来自生活。底层生活的细节是整日坐在书房里编不出来的。书里有个同学告诉我，2017年时，她四个多月的伙食费一共600多元。我当时觉得这不可能，但她非常认真的给我盘算：饭多少钱，菜多少钱，两块的菜有哪些……
今后的写作，我希望继续走进真实的生活现场，用脚走出一本又一本书。
——完——
作者李晓红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乡发展与规划方向研究生。
题图：艾苓和学生们在一起。本文图片，由受访者提供。